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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智库】周放生:“共享制分红”——推动国企改革的一个抓手

时间:2021-08-11 00:52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国企改革专家周放生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经过大量民营企业和一些国企的实践,探索到一个新的路子共享制分红。 党的19大把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企改革的突破口,2018年国企混改估计会再提速。但很多人有混改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疑虑,因此混改具体怎么操

  国企改革专家周放生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经过大量民营企业和一些国企的实践,探索到一个新的路子——“共享制分红”。

  党的19大把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企改革的突破口,2018年国企混改估计会再提速。但很多人有混改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疑虑,因此混改具体怎么操作困难重重。那还有没有其他操作性比较强的国企改革途径?国企改革专家周放生近日在接受凤凰网财经国子策采访时表示,经过大量民营企业和一些国企的实践,探索到一个新的路子——“共享制分红”。

  周放生表示,搞混改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混改来解决体制问题,但是体制改革改起来比较复杂,也比较难。而“共享制分红”解决机制,不动体制,不动产权,不动存量,不需要审计评估、审批这一大堆复杂的程序。员工创造增量利润,国有资本与员工共享增量利润。他认为这是目前推动国企改革非常好的一个突破口或者抓手。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EMS很多营业部近两年试行了“共享制分红”,据周放生实地调研,营业部当年就扭亏为盈。中国速递物流公司2016年总收入324亿,比2015年增幅17.1%;2017年总收入比2016年增幅28%。他表示,“共享制分红”企业没有投入一分钱,没有任何成本,就是仅仅改变了激励机制,就产生这么好的效果。

  他把“共享制分红”模式追溯到三百年前的晋商票号实行的“身股银股身股为大”制度。既然历史悠久,还能产生这么大收益,为何没有在国企改革中推广开来呢?周放生表示,最大障碍是观念上的,因为员工没有股份,但是他们又分了增量的红利,很多人的传统观念会觉得,那分的是国有资产的利益。他认为,按资分红与按劳分红相结合才是合理的,增量利润共享,不存在员工分国有资本利益之说。

  他表示,百分之百的国有企业不断亏损其实是国有资本在减少、流失,但没人关心,都觉得很正常,而通过“共享制分红”机制改革,国有资本增值了,同时员工也多拿了,他们就觉得不行了,这就属于观念问题,有点“宁要草不要苗”的味道,属于典型的教条主义。

  凤凰网财经:2018年国企混改估计会再提速,但很多人对怎么混改、怎么员工持股都有疑虑,怕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承担责任等等。周老师您曾提出把“共享制股改”作为推进混改的抓手,并一直很推崇“共享制股改”,“共享制股改”有什么优点?

  周放生:我现在称“共享制分红”(劳动股份制,以下同),更容易理解明白。“共享制分红”解决机制,不是体制;混改解决体制。

  我们搞混改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混改来解决体制问题,把民营资本、员工资本、社会资本引进来,这些资本是市场化的,它们的利益关切度更高,可能随着资本的融合带来机制的市场化。希望通过体制改革来改变机制,因为机制是最根本的,一个企业的机制好不好决定了这个企业有没有活力。体制涉及产权制度;机制涉及怎么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怎样通过一种制度使得大家好上加好。俗话说,好的制度能把坏人变好人,坏的制度能把好人变坏人。“共享制分红”就是一个好制度。

  希望通过体制改革解决机制问题,但是体制改革改起来比较复杂,也比较难。现在大家普遍对混改有畏惧情绪,担心即使做的很规范,但是难免别人还是有不同的看法,由此可能就举报你,然后有人来查,可能查了半天也没问题,但是你总不愿意被这么不明不白的查一通。可能你认为已经很规范性的,他就认为是国资流失,说不清楚。所以混改是国企体制改革的一个方向,但是操作起来确实是困难重重,顾虑重重。

  那怎么办呢?我们经过大量的民营企业和一些国企的实践,找到了一个新的办法、新的路子,弯道超车。既然搞体制改革的目的最终还是要解决机制,那不如先直接去解决机制,就不拐那个大弯,那个弯拐了半天未必能解决问题。

  机制怎么解决呢?就是现在经过大量实践探索的“共享制分红”,它的好处是不动产权,不动存量,不需要审计评估、审批这一大堆复杂的程序。员工创造增量利润,国有资本与员工共享增量利润,存量都是国有资本的。我们也管它叫机制改革、增量改革。

  这是目前推动国企改革非常好的一个突破口或者叫抓手。大家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不如不做。这种心态下改革很难推进,现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共享制分红”改机制是个好办法,通过“共享制分红”激励干部员工好好干活。先解决企业活力的问题,用机制改革倒逼体制改革。

  凤凰网财经:您能给介绍一些“共享制分红”的成功案例吗?为什么没有被广泛实施和推广呢?

  周放生:案例主要是民营企业。我们一般会认为民营企业的体制是市场化的,机制自然是市场化的。我也是这样看的。实际并不是这样。许多民营企业内部分配机制是大锅饭的。和国企差不多。当发展遇到瓶颈的时候他们就有了改革机制以求进一步发展的迫切愿望。目前全国有几万家民营企业在实行“共享制分红”。民营企业推进“共享制分红”关键在于老板想清楚了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对他的好处?老板想清楚,愿意把收益权拿出来跟员工共享,员工得到了收益,老板得到的收益比原来还多。推进起来很快见效。舍得舍得,没有舍就没有得。

  现在的问题是国企。国务院国资委【2008】139号文《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规定》。我参与了这个文件的起草,我们在文件当中明确提出“符合条件的也可获得企业利润奖励”。“利润奖励”就是现在讲的“共享制分红”,只是那时候没用这个词。那个文件下达之后选了少量的高科技企业做了一些试点,遗憾的是后来没怎么推开。

  周放生:试点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是数量太少,就那么几十个。比起整个国有企业的数量是九牛一毛。文件很好落实的不好。

  最近有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是中国邮政速递物流EMS,它是央企但不是国务院国资委的企业,属于财政部、人社部直管。它们2015年开始在河南、安徽两个省试点“共享制分红”。那时他们看到我的文章《“分红权改革”势在必行》,我在这篇文章介绍了民营企业“共享制分红”的做法和国企可以这么做的文件依据。他们觉得这办法挺好,企业情况也很困难,亏损很严重。他们就试点,发现效果不错,当年年底就出了一个文件,要求2016年在全国3800多个营业部7万多职工中推广。两年下来应该说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按照他们的话叫做“一招制胜法宝”。按说现在说哪个措施是一招制胜法宝是没人相信的,因为觉得不可能,现在都讲系统性改革。但这话不是我说的,是他们自己总结的。“一招制胜法宝”意思就是抓住了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就可以迎刃而解。抓主要矛盾是一个基本工作方法、工作思路。

  去年我去EMS做实证调研,去了两个营业部,一个永安里营业部,一个香山营业部。确实是这样的。永安里营业部我是7月底去的,它2016年亏了-261万,一个营业部大概有五十人,负责几十平方公里的速递。快递这个行业是充分竞争的,EMS跟顺丰、圆通等民营快递企业竞争。他们采取竞标上岗,现在的营业部主任就是竞标减亏到-91万,但是他要交保证金,如果到年底实现不了指标就要扣保证金的。吹牛是要付出代价的。竞标上岗,考核指标-91万基数三年不变。不像过去每年调指标,鞭打快牛。指标完成结果是上级说了算。上算下一级。增量减亏(增量利润)奖励是五五分成,国有资本拿五十,员工拿五十,竞标的主任是拿员工五十里面的二十,三十是其他员工的。结果到7月底就已经持平,估计年底还能盈利20万。和2016年-261万相比减亏+赢利281万。考核指标是-91万,如果盈利20万增量就是111万,职工拿111万的一半是55.5万,国家拿多少呢?国有资本拿225.5万。这个账算的很清楚,国有资本所得是员工所得的4倍。国家拿大头,员工拿小头。有人会说利润都归国家的不是更多吗?但过去营业部亏损严重又怎么说呢?企业亏损多少已经习以为常,在激励机制作用下员工共享减亏盈利的成果反而不被接受。这正说明我们许多人的僵化观念大大落后于实践。数据说明,没有这项激励机制改革就没有国家拿的大头。没有员工的就没有国家的。国家是搭员工的便车。这是人性。一厢情愿是不存在的。

  这个例子(3800家营业部中具有普遍性)非常说明问题。如果没有这个激励制度,它就可能继续亏损,可能-261万都打不住。中国速递物流公司2016年总收入324亿,比2015年增幅17.1%;2017年总收入比2016年增幅28%。

  “共享制分红”企业没有投入一分钱,没有任何成本,就是改变了激励机制,就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可以看出机制改革有多么大的作用。

  周放生:对看起来像,“共享制分红”跟承包制的共同点都是机制改革。不同点是当年的承包制有许多不规范的地方,比如税利不分、一对一谈判、企业短期行为等。现在的做法是很规范的。看起来相似,实则螺旋式上升。

  凤凰网财经:您说的案例很快能让人相信这个改革的确能产生效果,但好像目前这种试点在国企里面也很少,主要障碍何在?

  周放生:这事情很简单,理解起来并不复杂,又有文件有法可依。但最大障碍是观念上的,因为员工没有出钱持有企业股份,按道理来讲是按股分红,搞混改员工出钱持股,占10%的股份分10%的利润,这是股份制。而“共享制分红”没有动产权。EMS百分之百国有产权,员工没有股份,但是他们又分了增量的红利。很多人的传统观念会觉得,那你分的是不是国有资产的利益啊?大帽子给你扣上,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分国有资本的利益吗?因为按照《公司法》的概念,谁投资谁所有谁收益。你没投资你怎么能有收益呢?

  民营企业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民营企业是企业家的,他愿意怎么分就怎么分。国有企业做“共享制分红”这个事情最大的障碍在这儿,所以必须得把这个道理讲透。我刚才用事实分析,在这个过程当中国有资本是拿了大头的,它保值增值更大了。百分之百的国有企业不断的亏损其实是国有资本在减少、流失,那没人关心,都觉得很正常。但是你通过这个机制改革,国有资本增值了,增值的同时员工也多拿了,他们就觉得不行了,这就属于观念问题。

  这个道理在哪儿呢?这就涉及到一个理论问题,企业的价值、利润是谁创造的?理论上讲有两种,一种是马克思的理论,都是工人创造的,都应该归工人。投资人一分钱没有,那还会有人投资吗?显然马克思的说法不合理,至少不全对,他要全对那现在的《公司法》都是错误的。但他有一定的道理。还有一种是我们现在实行的《公司法》,利润都是出资人的,没有工人的。这是两个极端。马克思的说法都是工人的,《公司法》说都是出资人的。实际上企业的价值既有出资人的物质资本带来的,也有员工劳动人力资本创造的。应该是这两个的结合才构成了企业价值和利润的创造。通俗的说法叫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光有资本能增值吗?一定是有人劳动才能增值。但是光有劳动没有资本也不行。没有厂房、没有土地、没有设备怎么生产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按资分红与按劳分红相结合是合理的,是天经地义的。增量利润共享,不存在员工分国有资本利益之说。解放思想就是解放生产力。转变观念就是解放生产力。四十年改革开放始终围绕这个问题。

  周放生:这是一个常识,但是你去问很多人他们都不认同。最简单的道理不一定能想明白。尤其是负责国有企业改革的人,他们能不能都想明白我不知道。如果他们认为这是流失,那这事就没法做了。

  当年起草139 号文件时我就是现在的观点。这里面就是一个观念的转变,思想的解放和实事求是的问题。

  这是当前最大的障碍。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共享制分红”改革很难推广。这边还没改呢,那边说你是流失,怎么改啊。真有点“宁要草不要苗”的味道。流失变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就是不睁开眼睛看事实。典型的教条主义。这怎么得了啊!

  周放生:远没有形成共识。我现在就是一方面讲道理,一方面用事实案例来说服大家。国有资本跟员工共享分红,但国有资本得到的更多,保值增值更多,并不是流失。

  “共享制分红”改革的模式最早可以追溯到三百年前的晋商票号,并不是我们现代人创造的,是三百年前的老祖宗创造的。晋商票号的东家当年派那么多人出去办票号、钱庄,掌柜子们拿那么多银子半路跑了怎么办?贪腐、盗窃怎么办?以那时的交通、资讯肯定是看不住掌柜。他们就用非常简单的办法——“身股银股身股为大”制度解决了这一难题。挣了钱,干活的掌柜子、伙计们拿大头,出钱的老板拿小头。你给你自己干还会跑吗?还会贪吗?

  我们三百年前的老祖宗都能想明白的道理,现在很多人想不明白,跟我说这不是国资流失吗?目前应该说越来越多的人慢慢接受了。

  凤凰网财经:现在国企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鼓励员工持股,共享制分红和员工持股还有哪些区别?

  周放生:员工持股有股份,“共享制分红”员工没有股份。“共享制分红”就是三百年前的“身股”,员工持股相当于三百年前的“银股”。员工持股要动产权,比较复杂,例如企业亏损,员工也没信心,你让他持股他也不一定愿意。持股必须是自愿的,人要掏钱的。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就是,员工持股往往会被外边的人认为你们一定占便宜了,因为你们是里边人,出同样的钱肯定尽可能多持股,因为这是人的本能。你可以解释说评估、审计都很规范,但是大家就认为你是在把企业价格压低,你拿同样的钱就可以持更多的股份。

  我建议先做“共享制分红”,因为“共享制分红”的结果是做增量。在增值的过程当中做员工持股,大家看的很清楚,企业不断地在增值。如果上来就做员工持股,他们就认为你一定占便宜了,而且过去确实出现过这种问题,因为他毕竟是里边人。但是如果通过“共享制分红”,它是在增量的过程当中持股,要出更多的钱持同样的股份。外边人容易认同了。我觉得还是应该先推“共享制分红”,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混改引进外来资本,员工资本。员工分红后一方面有钱了,另一方面信心也有了,再让他买股份他就愿意了。企业正在蒸蒸日上就愿意买,如果企业一天一天亏损凭什么买啊。

  凤凰网财经:说到管理层骨干员工持股有些人担心国有资产流失,让人想起04年的“郎顾之争”,普通人情绪也容易被挑起来。最近最高法院要求再审顾雏军案。怎么破除人们的疑虑?

  周放生:民粹主义,这个很难避免。老百姓个人有疑虑很正常,也不需要消除,也没法消除。当年的郎顾之争,我觉得关键问题出在身上,是用他的一套视角认为顾雏军侵犯了国有资产的利益,造成流失。如果顾雏军这回平反了,那么就应该说证明了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

  上次也是媒体推波助澜,四肖选一肖4,媒体要吸引眼球。所以媒体也需要提高自己对改革的鉴别力,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可能很多媒体人不懂财务,不懂国企改革的规则。反正他说我就跟着忽悠,老百姓一看不得了。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而且永远会有这种声音,也不是坏事。它督促你要注意规范化。但是对具体案例要认真负责。对具体案例的分析他不负责任。只能用更多改革的实践,让大家看到周围的企业都在变好,国有资本在增值,员工在这过程当中也有更好的收益,企业变得有活力了,那慢慢就改变看法了。我觉得事实胜于雄辩,一打口号不如一个行动,应该去实际推动国企改革。

  凤凰网财经:前一段时间申诉亚布力管委会让东北经济再次暴露在国人面前,东北国有经济占比太重了。您觉得东北经济应该怎么改变?

  周放生:我认为东北脱困的突破口就是机制、机制、机制!什么机制呢?“共享制分红”。这是我的观点,我跟踪东北二十年了,应该有发言权。很多人大谈东北改革,出了很多主意,你问他做过多少企业实际调研?

  东北经济脱困解决方法有许多,但很多方法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得需要十年可能才能见效。我认为东北脱困突破口是机制改革,就是“共享制分红”,这个最容易做,三个月见效,没有一个改革措施能三个月见效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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